赵丽颖,跑不了
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一个农村女人,为了给被踢伤"命根子"的丈夫讨个说法,挺着身孕跑到乡上去告政府,一路上诉,最后闹到公安局和法院。 这个女人的名字叫何碧秋,不过,故事被搬到大...

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一个农村女人,为了给被踢伤"命根子"的丈夫讨个说法,挺着身孕跑到乡上去告政府,一路上诉,最后闹到公安局和法院。

这个女人的名字叫何碧秋,不过,故事被搬到大荧幕后,变成了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:秋菊。

家喻户晓的《秋菊打官司》,打的不是什么官司,而是一个"说法"——"总得给个说法吧!"

《秋菊打官司》剧照,图为巩俐饰演的秋菊

在农村,老百姓未必都知道"法律武器",但都会明白何为"说法",那是一种普通人维护正当权益的通俗道理,既是"公道"的"道",也是"伤天害理"的"理"。

《秋菊打官司》的小说原著名叫《万家诉讼》,十几年过后,"万家诉讼"的故事被搬到了小屏幕上,打官司的不是巩俐饰演的秋菊,而成了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。

何幸福第一次要讨的"说法",是当自己的亲妹妹在婚礼上被村书记的儿子无理婚闹,他坚持要向村书记讨一句诚恳的道歉。一脚踢开婚闹陋俗的现场时,何幸福也踢穿了落后势利的农村权威秩序。

《幸福到万家》剧照,图为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

不过,开播后直到大结局,"何幸福"的婚姻始终被观众牵挂。当她一次次被"愚昧"的村里人阻碍,一次次被逆来顺受的婆家人牵绊,屡屡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后,观众看得拱火,隔空喊话:"幸福快跑!"

意思是让她离婚和逃离村庄,去追求自己的幸福,本质上,这种呼吁仍然是一种"城市文明"式的个人主义。

如果"跑"真是一种有用的办法,那这世间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了。多数情况下,人其实跟树差不多,跑不了。

从"秋菊"到"何幸福",她们的目的既简单,又复杂,往小了说,只是想"讨个说法",往大了说,她们提供了一个反思乡土社会的戏剧性切口。

"我就图个好坏对错"

何幸福嫁去的万家庄,是体现《乡土中国》里"熟人社会"的典型。

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以横向社交、纵向权威层级与代际传递的方式,缀连成一套不言自明的伦理规范,内在的逻辑是自产、自销和自治,也许不乏温暖的人情纽带,但也有大量冷漠的看客与势利之徒。

从嫁过去第一天开始,何幸福就临门一脚,踢开了这黏稠、愚昧的人情关系网。

婚礼上,主人家等不到村书记来不敢拜堂,小姨子何幸运被村书记万善堂的儿子以"婚闹"名义性骚扰甚至险些侵犯,对此,婆家甚至觉得自豪:"我们王家是小姓,没人来闹,脸上才没光。"

开局半小时就满屏"荒诞",满屏"愤怒",可诸类所谓习俗、风俗,正是反映了不少农村地区的现状。

上述的场景发生后,何幸福破门闯进现场,救下妹妹,打走村霸,同时也开始了她讨要"说法"的路,开始撼动整个村庄背后整个庞大根固的权力体系。

从婚闹到后来的征地赔偿纠纷、水污染、打人事件、冒名顶替事件 …… 面对村庄小姓底层百姓受到的欺凌和不公,何幸福从始至终都只有一个诉求,那便是和秋菊一样——讨个说法。

然而,哪怕仅仅是想要一句道歉,也相当困难。因为村长家权大势大,婆家千方百计阻挠何幸福"维权","息事宁人"是他们的最高追求,也是他们能为自己生活安上的最大保险。

何幸福的婆婆劝儿媳妇息事宁人

在无数与万家庄雷同的乡村土地上,依附于权威的传统阶层次序网,经历世世代代几十上百年的发酵和粘黏,已经牢牢钳住了几乎每个人的存在形式与思想观念。无权无势的小人物抵御风险的能力有限,只能选择像老牛和土地一样忍耐、沉默,逐渐麻木。

但何幸福的"硬气"明明白白:"我就图分辨个好坏对错,如果连好坏对错的理都不讲了,那人活着还是人吗?"

何幸福坚持讨要一个说法

相对贫困的底层人民要如何"活着",始终是中国乡土文学艺术领域不断讨论的主题之一。

与《幸福到万家》同期,影院院线正上映着另一部以农村为背景的电影《隐入尘烟》

一个落后的西北农村,一个老实善良的农民马有铁,他老实得借几个鸡蛋都必须要还,善良得连驴都不舍得骑。为了帮全村人要回租地金和工钱,马有铁自愿给村支书献血,一次,两次,无数次,得到的报酬仅仅是一顿饭而已,甚至连一声谢谢都没有。

《隐入尘烟》剧照

马有铁找谁讨"说法"去?

他在被哄骗去抽血的时候,颔首沉默皱着眉,可他从未站起来说一个"不"字,他当时满脑子想的,应该是家里还没盖好的砖房,是用灯笼纸糊的小鸡窝什么时候冒出生命,是尿失禁的老婆饿不饿?冷不冷?

"老实人被欺负"这个母题在传统叙事里始终有话语权。最典型如余华的《活着》,至今仍在销量榜单前列。主人公福贵是一个受尽欺压、忍耐一辈子、被强者或城市文明夺走一切的人,最后他一人一牛,孤苦伶仃地熬完余生。

《活着》剧照

时至如今,农村还活着无数个福贵和马有铁,他们的一辈子、他们的上一辈和下一辈,世世代代唯一的依靠,仅有那片土地而已。

《活着》与《隐入尘烟》是静态的乡土社会文学志,《秋菊打官司》和《幸福到万家》则是同一部从现代性角度反思乡村的戏剧史。它们分别以不同的姿态,探讨底层百姓与自己生存所在空间之内的某种"法度"之关系。

然而,这里的"法",仍然不是依附于商业社会的现代法治,而是扎根于乡土社会的礼法、宗法、权力关系网等概念。

《幸福到万家》第四集,婚闹的事儿终于得到了解决:一张告示,宣布"万家庄此后禁止婚闹"。

村支书万善堂最终取缔婚闹

明面上看起来,是为村庄向现代化进步做了一件大事,但事实上,当事人最需要的一句道歉,何幸福和妹妹始终没能等来。

一句诚恳的道歉,很难吗?

她们要的到底是什么?

四处奔走,要的是什么

两年前,我到河南新乡采访一位为丈夫和儿子伸冤的中年妇女。她住在村子里没有厕所的茅草屋,床头堆满翻烂的材料,十几年来,她自学法律术语和拼音,走坏了双腿;曾有长达十年时间,她在城市街头流浪度日,白天信访,晚上睡车站和桥洞。

见到这位大娘后,我在震撼中瞬间明白了什么叫"凭一口气活着"。

在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乡土社会,人是真的可以仅凭一口气过一辈子的,这是一种糅合了现代文明元素的"土地性"。

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后,就拥有了能保护别人和自己的气场

不过,在这位大娘的讲述中,我发现她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渴望,其实并不能被准确概括为"公义""公平"等法治概念,而仅仅是单纯地"想要丈夫和儿子回家"。支撑她活过这十几年的信念,是对丈夫和儿子的思念和依赖。

如果放在文学叙事里,这个故事会让叙事者略微头疼——究竟要不要将女主人公与现代流行的"女性主义"挂钩?

虚构的秋菊也一样。实际上,她从头至尾对"打官司"并没有明确概念,她只模糊地知道"要讨个说法",经历层层磨难,期间还怀孕、难产,到最后,她却不再执着于上诉了,反而是要撤诉。

秋菊不懂法,她要的只是一个说法

可就在此时,法院的判决下来了,村长被带走时,秋菊又慌了:"我只是想要讨个说法,不是要抓人。"

本质上,秋菊与"河南大娘"的反抗,依然是一种依附于父权与夫权的反抗,她们仍旧被框定在传统礼法、人情社会的惯性与路数里。

恰恰因为秋菊把男人的"命根子"看得无比重要,恰恰因为入狱的丈夫和儿子是河南大娘的生命依靠,她们才会犟如老牛似地铆足劲往前冲,不顾一切寻求自认为的"公理"。

秋菊第一次去县城打官司,由于不识字,只能找代笔先生写诉状

至于所谓的"正义",仅仅是存于他们心灵深处的一种朦胧希望,至于实现的手段和根本目的,却仍然处于失语状态。

也可以说,她们要的不是以牙还牙的"法治",而是建立在乡土内在秩序上的"礼法",甚至仅仅是一个"礼"字。

生活在底层的百姓也渴望得到一次体面的尊重。

秋菊、何幸福并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才女,不是真正意义上具有高眼光、大格局的文明人,对于农村的生活,她们只安心期待着饭疏食饮水的小家小乐。

《幸福到万家》剧照

而当这样的"小幸福"也不能得到满足,遂愤而起之。"小女子"体内蕴藏的能量和勇气超乎所有人想象,她们竟敢只身一人去鸡蛋碰石头,去质问和打破村庄历代稳固的权力结构。

恰恰因为她们不是见多识广的"城市人",反而没有商业文明里那么多功利主义的前瞻后顾和利益拿捏。

她们想要的,仅仅是那份身而为人的尊严,是传统意义上"人活一口气"的那股子"气"。这是一种发自内心、单纯朴实的法治精神,它仅仅关乎人格的本源,或许和诉讼、举证无关,却扼中了现代文明的一份底气。

《幸福到万家》剧照

恰如著名法学家耶林在《为权利而斗争》里所说:"原告提起诉讼而奔走呼告,不是为了金钱利益 , 而是为蒙受不法侵害而产生的伦理痛苦 …… 心灵之声告诫他自己,决不后退,重要的不是区区标的,而是他的人格,他的名誉,他的感情,他作为人的自尊——即诉讼对他而言,从单纯的利益问题变化为主张人格抑或放弃人格这一问题。"

与其逃离,不如归来

不过,理论上来说,这种"争口气"的角色,由男性或女性来诠释都可以,但"秋菊"和"何幸福",为何一定得是女性?

拍过《秋菊打官司》的张艺谋这么理解:"因为她们身上承受了比男人更沉重的负担,所以能更加清楚地表达压在中国人身上几千年的压迫与限制。"

现在常说的"女性主义"多集中于城市语境,而秋菊与何幸福,代表的是那些活在乡土村庄的反抗女性,因而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原型,成为一种值得被分析和调研的社会人格形象。

《秋菊打官司》剧照

她们的失语、被动,以及夹缝中的挣扎、修正与适应,都是中国当下底层女性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。她们呈现出来的无知无畏的倔强既有被动性,也有主动性,既是偶然也有必然。

理论上来说,更早的"秋菊",官司算是打赢了,可这胜利,不是她想要的。她仅仅想要一个"道歉",目光却局限于此,延伸不到更具有开拓性、延展性的制度进步和风俗迁变上去。

可别小看这个"妇"字,它是秋菊和何幸福之所以存在且可以被叙事化的一大关键。

《幸福到万家》里,何幸福的婆婆,年轻时也曾经像何幸福这样反抗过、争取过小姓氏族的权益,也想过抵抗这势利的人情社会,但最终还是走向了妥协。

何幸福的婆婆告诉何幸福,女人是为了家活着

来到何幸福这一代,她的不妥协,也可以被理解为对这根深蒂固数十年的乡土秩序的一种代际进步。

而这种乡土秩序,从某种程度上,它又是建立在传统男权的结构之上的,因此,妇女们的反抗,显得更具有某种颠覆性意义。

不过,用如今城市的、文明的观点来看,何幸福不能算是"大女主"。

从"到万家庄"到"告万家庄",再到带着老公走出万家庄、到大城市打拼奋斗,凭借自己的努力进入律所工作,美好未来就在眼前。然而,当丈夫屡次三番惹祸,当回乡时孩子对她感到陌生,何幸福决定放弃城市里的美好前景,再次返回农村,振兴万家庄。

何幸福最终返回万家庄

虽然这种合家欢的"回归家庭"结局招致了大量谩骂,但导演在采访里解释:"她不仅仅是为自己想,她也为别人想",想把被骂了几十集的万家庄村民们一起带向更好的生活。

今天我们理解的"大女主",自然不是这种牺牲性的角色。

但让我们将目光延展稍稍广阔些:对乡土的回归,将何幸福这号角色与我们见惯了的"女性励志"路径彻底脱离开来,引往了对城乡发展阵痛、乡村振兴的更深层次思考。

从一开始,何幸福身上具有的权益、法治、道德意识,就并非来自城市的精英和商业文明,而是一股朴实的、奋斗获得幸福生活的原生力量,也可以说,这股力量从源头上是从乡土中自生出来。

《幸福到万家》剧照

对幸福的理解各有自由,该骂的得骂,但换个视角想,如果何幸福离婚走了出去,秋菊打赢了官司获得了赔偿,回过头来再望向贫瘠、落后的乡村土地,我们是否又开始期待一个新的秋菊和何幸福?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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